《看見台灣》是台灣紀錄片中少見的異數,一來是其製作規模與預算,九千萬台幣的預算已可比擬國際上大型的生態或環境紀錄片,二來其採取「全片空拍」的模式,究竟該如何展開電影敘事,成為眾人好奇的焦點,畢竟,空拍景象之浩瀚壯麗,已可從導演齊柏林的平面攝影集中略窺一二。
《看見台灣》的開場,即讓觀眾以一種前所未見的高度與角度,從高空中俯瞰台灣這座島嶼。無論是山谷、森林、河流、海洋,從高空向下望去,大自然確實有著無與倫比、震撼人心的美麗;接著影片開始標註地名,給予難以辨認的地域一個個確切的名字,讓觀眾得以認知該地景。然後,旁白出現了:「不要懷疑,這就是台灣。如果你沒有看過,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!」
對台灣觀眾來說,這旁白再熟悉不過,是吳念真的聲音。但比起清楚的地景標示,片中並沒有清楚說明這位旁白者是誰,其說話方式也不是「第一人稱」,而是以「第三人稱」的口吻展開。
也就是說,吳念真在片中代表的並不是「我(個人)」,其個人性被抹除後,反而讓影片旁白的使用,更接近許多宣傳片慣用的「上帝之音(voice of God)」手法,即從畫面之外傳來(不知是誰,與畫面也無關),帶有權威感的解釋性旁白,再加上《看見台灣》空拍的特殊角度,影片漸漸營造出一種「全知觀點」,亦回應了「站得不夠高」這樣的說法。(但誰有能力能夠站那麼高?站這麼高的意義為何?)
而《看見台灣》的結構,可簡單分為三個部分,首先是看見島嶼的美麗,再來呈現傷痕與問題,最終則提供一個解答或看法。
美麗,指的是台灣的山林與自然之美;問題與傷痕,是過度開發、盜採砂石、水土問題、地層下陷、工業汙染等等;解答或看法,是片中提到的兩位有機農家,洪箱與賴青松,他們以自然農法耕種,善待自然。片尾則安排了原住民小朋友登上玉山山頂唱「拍手歌」,他們還拿出了中華民國國旗對著鏡頭揮舞。
這套敘事方法,在看見「壯觀的美麗」時,可以選擇感性的讚嘆,就像是抒情散文般,讓人感同身受;可是在呈現問題與衝突時,其旁白解釋/解說所給出的答案,某種程度上卻阻斷了觀眾的思考,削弱了影片的想像空間,變相地不希望觀眾知道,不鼓勵思考,完全體現了評論家蘇珊‧桑塔格(Susan Sotang)曾說過的:「你說得越多,我知道的越少。」
換句話說,當論述邏輯被去政治化後,片中每每陳述問題時,其答案都回到一種反諸個人的的道德勸說,在意小奸小惡,卻沒有大是大非,如同旁白所說:「在每次災難後,人們怨天、怨地、怨政府,那自己呢?」,「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,而是有沒有共識的問題」,「環保問題與經濟發展是永遠的矛盾對立與無解。」
只是,底層的人們何辜?片中將環境禍端直指養殖漁民、彎腰農民、盜採砂石業者等等,但到底是誰默許縱容?誰的政策失當?那些對國土規劃、對環境保護、對不法情事最該負責的規劃者、管理者、決策者、權力者,在這樣的「選擇」下,在所有問題都被簡化成每個人的問題與無解的情境下,真正造成問題的原兇們,在片中也就安全隱身了。
當然,對紀錄片/電影而言,「看見」肯定是重要的,齊柏林所採取的「看見」,亦帶有一種眼見為憑的直接意義。《看見台灣》中帶領觀眾看見的,大多的是一種現象或表面結果,但任何狀態都不是一天或一人造成的,特別是環境災害與汙染。當意識到問題後,導演如何「行動」,採取什麼作為,提供什麼樣的檢視角度,其實正是紀錄片中最珍貴的片刻。
可惜的是,《看見台灣》的攝影機始終停留在空中,看似提出問題,但無力也無欲探索,過於簡單的衝突論和答案,無法推展論述的深度。濫情的關懷,最終目的只是教導我們記得去愛。
因此,《看見台灣》中最弔詭的是,影片大量地利用各種影音手法,越要強調「看見」的同時,當看見與聽見的越多,其實也就凸顯了更多「沒看見/看不見/視而不見」的真實,就像是政策失當、官商勾結、環境法律…等等結構性問題;而這些真實,雖然無法直接看見/不容易看見,但相較之下,卻來得更貼近現實,因為這些「無所不見」的權力運作,才是深深影響著台灣這座島嶼的核心。
從這個取向上看,片中「看見」的意義顯得虛妄,或許,「看不見」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。這對抱著對台灣的愛而拍攝、標榜「看見」的《看見台灣》來說,無疑是一大諷刺。
而關於「看見/看不見」的思考,則讓人聯想起日本導演藤原敏史的紀錄片《無人地帶》(2012)與藝術家姚瑞中與LSD一起進行的「海市蜃樓(蚊子館)」系列作品。
《無人地帶》拍攝福島核災後核電廠周圍20公里的禁止進入區,片中不停地反思與質疑影像「眼見為憑」的意義,旁白說到:「沒被影像記錄下來的事就不存在,但就算被記錄下來後,這些影像又能代表什麼?」尤其,不只因為輻射是看不見的,災難是可以復原的,而是那些真正發生嚴重災難的地方,或許根本不會有影像傳出。
而「海市蜃樓」系列作品,除了是一項調查報導外,也是一種藝術行動,其僅僅是拍下蚊子館的照片與寫下資訊(名稱、地點、日期、造價),沒有多餘的解釋或說明,但藝術的轉化能力,卻狠批和現形了那些看不見的,政府政策的荒謬,以及背後可預見的各種骯髒事。
這兩份作品所延伸的,不僅僅只有情感,可貴的是他們的立場、態度、思考及行動。
回到《看見台灣》,這無疑是一部載著滿滿的愛的作品,情感豐沛,愛自然、愛土地、愛台灣,也企圖以這樣的作品和胸懷感染觀眾。但愛並不是立場,也不是態度、思考或行動;相反地,如果我們把愛當成唯一的觀點時,很多時候,愛就成了一種鄉愿與濫情,一種對討論與究責的阻礙。
就像片尾原住民小朋友在玉山上唱歌跳舞,在山頂上揮舞國旗,最後字卡上寫著:「讓我們一起努力,把家園變得更好。」這些帶有宣示性的溫情安排,一筆勾銷了影片點出的所有問題,反而讓影片充滿教化意味(讓人想起六0年代的政治宣傳影片手法,充滿了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,並以歡愉歌舞與口號標語規避現實問題),流於情感的召喚,加上其敘事方法,讓整部作品降格為具有濃厚宣傳性質的紀錄影片。
小說家約翰‧賈德納(John Gardner)曾說:「每件事都會逐漸逝去,唯有選擇除外。」
對《看見台灣》而言,空拍是一種物理高度和拍攝企圖,但卻不是作品格局與深度,其決定性的關鍵從來都不在於有多高、有多愛,而在於見與不見,以及永遠無法迴避的,選擇與不選擇,如何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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